“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世上居然有这样的老人，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若无其事地给自己的学生继续上着一堂堂人生课，那种大彻大悟的睿智以及也许是回光返照赋予他巨大的能量，使他讲出了那么多兴许几百个人共计活了几辈子也总结不出的哲理。
世上万物，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向着消亡的那一天不停歇地走去，人亦如此。但人似乎不愿提及不可避免的消亡，谁也不愿死，谁也恐惧死。有了死亡，便有了遗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留下遗言的。不论是怎么看待死亡，人类的遗言无不多少带点怅落、悲戚的色彩，留遗言的和接受遗言的，都少不了一份酸楚，很难再保持十分的矜持，十分的沉着，十分的冷静。但是，当我一口气读完好友、青年翻译家吴洪兄送我由他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米奇·阿尔博姆著的《相约星期二》后，我对原定的“论断”发生了怀疑。世上居然有这样的老人（据说越是年纪大的人越是害怕死亡，这自然，人的求生欲与对生命的留恋是人的本能），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若无其事地给自己的学生继续上着一堂堂人生课，那种大彻大悟的睿智以及也许是回光返照赋予他巨大的能量（我真是这样地想），使他讲出了那么多兴许几百个人共计活了几辈子也总结不出的哲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老人便是身患绝症的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施瓦茨。
看似一切平常：莫里，一个平常的教师，一个平常的老人，一个老人知道自己患了绝症来日不多，这也很平常，一个患绝症的老人平心静气地谈论死亡，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不平常的《相约星期二》给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个不平常的莫里老人：当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时，没有去千方百计地寻医求药，企望挽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亲人匆匆交待与利益有关的后事；更没有自暴自弃地沉默地等待死亡，而是在忍着病痛折磨的艰难中，利用十四个星期二，16年前的学生，作家兼记者的米奇·阿尔博平静地，并不时伴有轻松幽默地上着一堂堂人生课。这一堂堂人生课，不是老者对少者的教诲，不是师长对学生的训导，不是强作坚毅的说教，也不是对他自己人生简单的总结，而是在回顾自己行将结束的人生之旅后，对人生（莫里老人慷慨无私地面对其他生存者）彻悟到接近空灵的重新思考，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该书的中文版序所说的那样，“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更觉得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告诉学生和社会。”“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相爱或者死亡”。这就是莫里老人在他所上的最后人生课中，不断用衰竭的声息迸发出的“大声疾呼”。此说看似并不惊大动地，但这绝不是虚假慈悲的空泛博爱，是一个老人生命即将终止时，把爱与被爱看成是生存的价值标志，把有没有爱看成是生命与死亡的分水岭，这种境界不啻是崇高，是这位老人在人生道路上一往无前地“冲刺”了一辈子，在行将消亡时退后一步冷静思索得出的真谛。听听一个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死亡之门的老人莫里是怎么说的：“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者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给予他人你应该给予的东西……”。因为有了在洞悉了人生真谛后凝聚成的那颗赤诚的爱心才使莫里正因为自己在遭受痛苦，才更容易想到那些比自己还要痛苦的人，不断地在忘却自己最大的痛苦（死亡）之时，为别人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痛苦洒一掬赤诚的同情之泪。
没有了爱，等于死亡，莫里——一个濒近死亡者有权利这么说，他也说对了。这对于一个个麻木不仁地生活在物欲横流世界里的人来说，这无异于白痴的呓语，即使对于濒近死亡者，他们也宁愿用已经死亡的手抓住已经不能再享用的财富，而失去最后的爱。个中原因何在，正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误导下去。”“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莫里老人在书中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我想很少有人会能“不到黄河心就死”领悟到的：“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样？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让我们暂且离开《相约星期二》，暂且告别莫里老人，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是不是还缺点什么？缺少得还很多。钱、车、房，缺少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大多是以“我”为轴心的满足与享受，绝少会有很高尚地想到“我们还缺少爱。”假如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使不清醒的人们盲目去效仿，去追求物质消费的话，那么其他形形式式的文化误导便使人类在自私和狭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确实如此，当莫里老人认为“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是美国（我称它为西方资本主义代表）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的时候，只要我们仍旧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者，能对出现在我们自己面前的“方方面面”仍保持“事不关己”的平静心情吗？难道我们中国人也不该有从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误导的惯性里”迅速走出来，以免重蹈覆辙、难以自拔的急迫吗？
最后再回到《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我想，假如这句话被改成“一个非常的老人，一个独特的年轻人和一堂（全人类都该聆听的）人生课”，也许不会错。莫里老人临逝之前在病榻上给唯一的学生米奇上课，他讲出的是哲理，留下的是遗言，在这课堂的遗言中，在轻轻的字里行间，让人感觉到了“生命之重”，这遗言是死者赠给生者的警憬之言，是人们（希望自己拥有真正美好生活的人们）在人生岁月中足以享用的精神遗产，它告诫人们稍微离开那个人人都这么做、人人都以为不错而实际上的文化误区，保持一份清醒、平静与率真，尽管这并不容易。十四个星期二，米奇从他的老师莫里那里得到了这份清醒，假如人们每天都能保持这份清醒，不只是星期二，我想生时会感到超脱之重，死时会得到超脱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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